什么是真正的政绩？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早在90多年前，在战火纷飞、被严密封锁的中央苏区，就已经被中国共产党人用最朴实的行动写明白了：政绩好不好，从来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从来都是老百姓说了算。

　　老百姓认的，永远是说话算数、心里装着他们的人。1929年2月的瑞金大柏地，接连失利、转战至此的红四军，已经到了“弹尽援绝之时”。正值除夕，当地老百姓因为不了解这支队伍，大多躲进了山里。为了打赢接下来的战斗，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商议后，决定暂时借用老百姓家里的粮食应急，郑重写下每一张欠条。三个月后，红四军回师大柏地，把欠的粮食一分不少地全部兑还。经过这件事，当地老百姓都说“红军说话算数”。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刻在每一个苏区干部心里的行为准则。

　　在苏区，你能看到这样再朴素不过的场景：为了解决沙洲坝村民常年喝脏塘水的难题，毛泽东带头破除“挖井坏风水”的旧俗，扛起锄头挖水井；朱德忙完军务就下田，帮农民插秧收稻；张闻天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为独居的红军家属砍柴；邓小平冒着烈日，帮助红军烈属犁田……还有被百姓叫作“穷人的主席”的方志敏，他经手的款项多达数百万元，却一分一厘都用于革命事业。母亲因为家里负债来找他要钱，妻兄为了营救因他被捕的妻子来找他筹钱，他一一拒绝，直言自己当的是穷人的主席，手里的钱，只能为老百姓办事。

　　中央苏区时期的共产党人，早就想明白了一个最根本的道理：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所以，后来苏区发行公债支援革命，老百姓纷纷节衣缩食，哪怕忍饥挨饿，甚至变卖金银首饰，也义无反顾、倾其所有踊跃购买——这就是老百姓用实际行动投出的“信任票”。

　　创造群众认可的政绩，必须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让老百姓可感可及。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郑重提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二苏大会”上被毛泽东称赞为“真正模范的乡政府”——兴国县长冈乡、上杭县才溪乡，之所以能成为全苏区的“模范乡”，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把群众的生活小事，当成了自己的头等大事。1933年闹夏荒，长冈乡群众缺粮断炊，乡苏维埃政府专门组织人手，从200多里外的公略县调运粮食过来救济。在才溪乡，红军家属生病了，有人代为请医买药、喂牲畜、看护老人小孩，解除前线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

　　中央苏区时期，只有240万人口的赣南苏区，33万人参加红军，60万人支前参战，几乎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老百姓有什么难处，党和苏维埃政府就想什么办法。为解决劳动力短缺、生产困难等问题，1934年1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联合颁布《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和中央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带头执行条例，帮红军家属和贫雇农干农活。针对留守妇女参加生产和苏维埃工作没人带小孩的难题，1934年2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部专门出台《托儿所组织条例》，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办托儿所，让工农群众的孩子能就近入托。也难怪苏区群众发自内心地感叹：“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真正的政绩，不仅要顾好眼前的柴米油盐，还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哪怕在敌人的严密封锁和连天战火里，苏区的党员干部也始终在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就拿文化教育来说，国民党统治时，当地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10%左右，绝大多数穷苦孩子没有读书的机会。而苏区普遍建立了俱乐部、列宁小学、夜校、识字班、列宁室等，大力开展扫盲识字运动，苏区大部分适龄儿童都能免费上学。像兴国县长冈乡，过去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老百姓，后来都能认四五十个字，少数能认七八十个。毛泽东在“二苏大会”报告中自豪地说：“谁要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