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泽东在南京郊区饶辰乡十月农业合作社和群众交谈（资料图片）。 　

    毛泽东一贯重视政绩观问题

　　党员干部要在为人民谋利益、坚持群众路线中创造政绩。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而且创造政绩要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牢记“两个务必”，作出实在的成绩。

　　要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创造政绩。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要在我们全党形成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他赋予实事求是以科学的含义。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口头政治报告，提倡每个人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还提出要发一个要求讲真话的通令，“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毛泽东要求全党脚踏实地，不要弄虚作假。1958年11月，他在《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当时有的领导干部工作浮夸、热衷于表面文章、盲目追求高指标、搞评比作假的现象提出批评。

　　领导干部的素质及责任是创造政绩的条件，要善于关心、爱护、识别和使用干部。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并论述了关心、爱护、识别和使用干部的原则和方法。1962年10月，中央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干部管理制度的几点意见》，把对干部的考察、鉴定、挑选、提拔、教育、监督认真地抓起来，使考察了解干部形成经常的制度。

　　衡量政绩要看全面、看全局、看长远。1945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讲话指出：“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一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这表明，毛泽东认识到了政绩的长远性特质。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谈到党委会工作方法时强调，党委会要学会“弹钢琴”，“党委会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这表明，毛泽东认识到了政绩的全面性和全局性特质。

　　创造政绩与党的执政地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取得执政地位之际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要好好做出成绩，给大家看看”，“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贯彻和落实“两个务必”，围绕“不当李自成”“拒腐防变”等主题，毛泽东从自身做起，率先垂范。在生活上，厉行艰苦朴素、勤俭建国；在政治上，保持着忧患意识，从西楚霸王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在作风上，要求克服官僚主义，创造人民认可的政绩。

　　邓小平引导树立正确政绩观

　　要真正干出实绩来，靠实绩来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邓小平一贯崇尚实干，坚信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靠实绩。1989年5月，他在与两位中央领导的谈话中说：“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邓小平还主张，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创造政绩，都必须用实践结果来检验。

　　创造政绩要以为人民造福为出发点。邓小平指出，管理方法的改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的增加，是衡量领导干部的政治标准，离开了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最大的利益”。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将衡量改革开放的是非标准概括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以辩证的发展观为认识和创造政绩的理论基础。第一，经济建设是中心，但也要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不是单纯地谈经济发展，而是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他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第二，发展既要跳跃式的发展，又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邓小平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第三，经济发展“要尽可能搞得快一些”，也要注意速度与比例、质量、效益的统一。邓小平认为，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

　　要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到创造政绩的实践中。邓小平认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也说：“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他主张“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克服官僚主义，力戒形式主义，才能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少说空话。

　　选人民公认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形成了凭政绩用干部的导向。邓小平强调要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1980年1月，邓小平讲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要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1989年5月，邓小平在与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邓小平还提出了必须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端，要求将竞争、民主、公开等原则引入干部队伍建设中，加快干部选拔、培养、考核、交流、监督等重要制度建设。

　　对干部政绩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邓小平强调了考核的重要性，要求有关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都要重视考核。邓小平谈到要特别注意加强管理制度上的责任制：“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要有学术职称、技术职称和荣誉称号。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赏罚分明，加强责任制，在各条战线上才能形成你追我赶、奋发向上的风气。

　　要排除私心杂念，以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谋求和对待政绩。邓小平总是说：“我们所获得的成绩绝不能看作是一个人的，而是多数同志努力的结果，上有中央和上级，下有广大的干部和群众，还有同级，还有左邻右舍。我们决不能贪天之功，将上级的正确领导，其他同志、其他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的身上。”1988年9月，邓小平会见捷克总统胡萨克时说：“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1992年10月，邓小平对党的十四大报告送审稿发表意见时说：“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